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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幼年负轭原是好的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3:29:05 阅读: 来源:金属穿线管厂家

联考发榜那天,我在报上寻找自己的名字。

找着找着,天哪,我竟然考上了台大工学院土木系。没有弄错吗?这可是所有自然科学类考生前一百多名的成绩。

我不敢相信,擦擦眼镜再看一次,自己的名字真的在上面。数一数,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全班一共十四位同学考上台大,我正好是最后一个。

过去三百六十五个努力的日子没有白费。哈哈,再难的知识也可以把它背下来,考试没想象中那么难。数理化加在一起也不过上千习题,我把所有参考书看完,不会也会了。我不由地有些得意起来,只是土木系这名字,又是土又是木的,有点不够响亮。

还有另一个不好:台大离家太近了。我原本希望上大学后,就能够到外地去,暂时离开家里的阴郁气氛。这下子没了借口,只得每天坐车上下学。

注册那天,母亲要送我去学校,我不肯哪有上大学还要妈妈陪的呢?母亲轻声说道:孩子,就让妈陪你这一次。我这才意识到,我考上台大,对母亲一定有特别的意义。当她和我一起走进台大校门,走在那著名的椰林大道时,她的心中是何等骄傲啊!

在那个时刻,她心中是否也想念着父亲,觉得把小儿子送进了大学,足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?

大一新生的生活,没有想象中的兴奋。

也许是建中的自由风气原本就接近大学吧,我继续高中时期就习惯的课外生活,受邀代表台大参加校际辩论比赛,在新生杯合唱比赛担任指挥,向大学新闻社投稿,偶尔参加男女生一起的郊游和舞会。

整个新生时期最快乐的一段,是土木系和中文系合组了一个合唱团,参加台大为新生举办的第一届合唱比赛。我义不容辞,担负起组团、选曲、练唱和指挥的责任。我铆足了劲,使尽浑身解数,把这支合唱队伍带得有声有色。每次站上指挥台,我就仿佛变了一个人,幽默风趣,热情洋溢,活力十足。

我心里怀着极简单的意念:我能够领导着一群青年男女,快乐地唱着歌,人生是多么单纯而美好。十八岁的青春年华,是应该充满诗章与歌声的。

我在这一群男女同学中,很受大家喜爱。一位名叫张恕的中文系女生,忽然跑来对我说:白崇亮,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朱丽文,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像耶。她这次也做历史系合唱团的指挥,我介绍你们两个人认识好不好?我顺口应了一声:好啊!也没怎么放在心上。

直到比赛前一天,我们在文学院教室排练,我才终于见到了刚好在隔壁教室练习的朱丽文。那天她穿着一身白衣,显得很有气质,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成绩顶尖的学生。我们简短交谈了几句,比赛在即,没有机会深谈。

往后四年,我和朱丽文也只在校园里碰过几次面,点过几次头。万万没想到的是,十年以后,她将成为影响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。

在课业上,整个大一我最喜欢、也读得最好的是国文。学校选《史记》当教材,我每每被司马迁笔下一个个豪情壮志的英雄人物所吸引,更不时被他对人性的掌握、运用文字的细腻程度,和替人物进行历史定位的气魄所折服。

我找了本《司马迁传》,在图书馆里从头读到尾,才发现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司马迁,与他人生早期的所有经历都相关。而其中最让我心动的,是他的父亲原本也是太史官,曾经陪同皇帝在往泰山祭天之前巡行天下。司马迁年方二十,就有机会随着父亲走遍全中国。这是何等心胸,何等见识!男儿志在四方,有为者当如是。

但那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,连观光都没有开放。我哪里能想到,若干年后,我也有走遍世界各地的机会呢?

我这工学院的学生喜欢上国文课,而一本本动辄数百上千页的物理学、化学和微积分教科书,却慢慢成为我沉重的负担。台大工学院,毕竟不是闹着玩的。

暑假来临,土木系的同学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申请转系,我心里慌了起来。原来对大多数考上土木系的同学来说,这已经是落伍的科系。电机、机械和化工,才是流行。一向不干涉我学业的母亲,竟然也在这时向我表示,如果能成功转系去读电机,那就再理想不过了。

我陷入天人交战,再一次不知如何抉择。转系申请日截止前两天,我坐在楼梯上,试图把混乱的思绪理清楚:要转系,我的成绩不够到电机系,机械系还有可能。嗯,机械系听起来比土木系好多了。可是机械系到底念什么呢?机械专业我并不擅长,可是史怀哲博士在自传中不是说过,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做点不擅长的事吗?转系以后,同学关系又要从头来过,值得吗?

我自问自答了好一阵,没有什么结论,几乎想用掷铜板来决定了。慢慢地,我的思考开始往一个方向发展:机械系排名到底比土木系高,从台大机械系毕业比从土木系毕业要有面子。史怀哲博士说得对,越不擅长的越要想办法克服。我这个人,感情太丰富了,将来要出人头地,必须学会应付冷酷的竞争,读机械系,正可以磨磨我的感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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